太康三年（282年），随着闽地人口不断增长和经济发展，司马炎决定析出建安郡东部和南部之地，增立新郡，并以国号“晋”冠之，是为“晋安郡”。郡下置有原丰、侯官、罗江、宛平、温麻、晋安、同安、新罗等八县，郡治设于侯官（今福州）。晋安郡首任太守严高到任后，修筑子城，开凿东西二湖，奠定了后世福州城的雏形。此前，秦始皇虽设有闽中郡，然实为闽越自治。所以，晋安是福州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央王朝管辖设立的州郡，是实际意义上的立郡之名。因此，尽管几经更名，闽人习以“晋安”之谓代称福州，咏赞清嘉，贯穿了而后一千余年。

　　晋安风貌

　　“晋安来越国，蔓草故宫迷。钓渚龙应在，琴台鹤乱栖。泛涛明月广，边海众山齐。宾府通兰棹，蛮僧接石梯。片云和瘴湿，孤屿映帆低。上客多诗兴，秋猿足夜啼。”唐开成四年（839年），卢贞以大理卿出为福建观察使，夔州籍进士李远随为幕宾，诗人马戴作诗《送李侍御福建从事》赠别。诗意先是追怀闽越，以钓龙台、越王琴台的历史掌故点出了福州“三山鼎峙，两江相拥”山水风貌。相传，东越王余善在惠泽山（今大庙山）之南钓得白龙，遂于所坐处筑台，称为钓龙台。闽江之水至洪塘岐派分为二，北行者经钓龙台，故称台江、南台江，又名白龙江，南行者则曰乌龙江。两江汇于马江，以达于海。越王琴台，相传为闽越王无诸鼓琴处，九仙山与越王山皆有之。九仙山即于山，因先秦有于越氏居此而名；越王山“以形若屏扆”又名屏山。二者与福州城西南隅的乌石山，鼎足而立，并称“三山”。

　　诗的后半部则进一步描述了福州风貌特点，如海涛、明月、岛屿、帆船、云山等等，深契当时的地理与人文、历史。诗中同时还记述了乘坐海舶而来的“蛮僧”（海外僧人），这有力地证明，唐王朝在中唐时失去北方中西陆上“丝绸之路”的贸易通道之后，福州已然崛起成为东南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重要枢纽，成为兴盛的海外文化交流口岸与通商贸易基地。仅此一诗，福州的派江吻海、山水相依，跃然纸上。

　　福州是著名的山水之城，也是国内最负盛名的温泉古都之一，自古便有“闽都温泉甲天下”的美誉。南宋诗人胡仲弓就曾作诗《晋安城东温泉》，精妙地描绘了在福州氤氲汤池里身体与心灵双重极致享受的过程。全诗想象力丰富且充满诗情画意，其中名句“人间何福能堪此，好与天家浴仙子”，更是被誉为赞叹福地金汤的最美诗句。有福之州，地灵聚宝，温泉乃大自然最独特的馈赠之一。晋安风貌，福佑天泽。

　　晋安风尚

　　“甲第朱门长乐郡，管弦灯火晋安城。”这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徐火勃在《冶城怀古》诗中的纵情吟咏。他亦以郡城之名展现了福州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的繁荣，诠释福州名城的具体含义。

　　福州作为八闽首府，尚学之风浓厚，历有兴文重教的传统。南朝宋元嘉二年（425年），阮弥之来闽担任昌国（即晋安）郡守时，在乌石山南麓拓地办学，延请江左名士任教，传播中原文化，宣仁广义。据宋《三山志》载，因他的教化，闽地从“俗未知学”做到“家有诗书，市无斗嚣”，教化成效影响全闽，福州读书之风由此兴起。唐大历间，李椅、常衮两任福建观察史提倡教化甚力，福州学风大振，奠定了“海滨邹鲁”的基础。唐五代，闽王王审知主闽时，“兴崇儒道，好尚文艺”，以育才为急，“又建学四门，以教闽士之秀者”；同时，号令“广设庠序”，于是州学、县学及乡学、私塾普遍设立，平民子弟亦可入学，福州文教大兴。　　

　　“日回东陆泉初动，榕满南州腊尚寒。”犹同明代诗人邱云霄所写的《晋安春日》一般，两宋时期的福州经济社会和学术文化随着全国政治中心南移，呈现出泉涌井喷之势。才学兼优的学者型官吏不断被派到福州主政，如元绛、蔡襄、程师孟、曾巩、辛弃疾、赵汝愚、梁克家等，使得福州文教发展达到了鼎盛。以进士论，有宋一代福建中选人数约占全国1/4，较之唐代进士数量增长达百倍以上；此中又以福州最多，其进士人数高居全国第一。而福州府自宋嘉祐八年（1063年）的闽县虎园（今鼓山横屿）人许将，至清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的王仁堪，共历26位状元，数量排名全国第二。更留有“一县七年三状元”“一榜三鼎甲”等科举神迹。朱子赞曰：“福州之学，在东南为最盛。”晋安风尚，亘古弥新。

　　晋安风雅

　　从古至今，闽派始终在中国诗坛占有一席之地。尤其是宋代以后，不少闽籍诗人在诗坛发出了耀眼的光芒，如北宋的西昆派领袖杨亿，如南宋的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、辛派词前驱李纲和张元干等。到了明初，以林鸿为领袖的福州诗人崛起，与陈亮、高棅、王恭、王偁、郑定、王褒、唐泰、周玄、黄玄等人并称为“闽中十才子”。他们追慕盛唐诗风，被称为“闽中诗派”或“晋安诗派”，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。正如《全闽诗话》卷九“黄任”条曰：“闽人户能为诗，彬彬风雅，顾习于晋安一派。”

　　明万启年间，全国文坛风云激荡，革新与模古的交锋激战正酣。晋安诗派也于此时再次迎来繁盛。以邓原岳、徐熥、谢肇淛、徐火勃、曹学佺等为核心的福州诗人，祭出回归闽中十才子大旗，以重振风雅、复还正始为己任；同时，为增加诗作的厚度，尤以强调学识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。故晋安诗派代表人物又多为藏书家，所钤藏书印记有“晋安谢氏家藏图书”“晋安徐兴公家藏书”等。最终，他们在楚音吴风的碰撞中，坚守唐音，继续张大闽诗，终使“晋安一派，与历下、竟陵鼎足而立”，福州一跃而为全国文学的重镇。　　

　　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多部闽人诗歌总集，如徐熥的《晋安风雅》和《晋安逸雅》、邓原岳的《闽中正声》、陈鸣鹤的《东越文苑》等。其中，《晋安风雅》编辑了明初至万历年间的福州一府之诗，共收录了264位福州诗人的1424首诗作。它不仅反映了闽诗之盛，也是在宣导一种审美趣尚、生活方式和文化品格。晋安风雅，丹青不渝。

　　晋安风骨

　　“呜呼，虞庵虽圮馀蒿莱，千载吊古增徘徊，晋安豪帅安在哉！”这是民族英雄林则徐在福州东山瞻仰南朝名臣虞寄时，不禁所发的自勉。虞寄，会稽（今浙江余姚）人，因避“侯景之乱”入闽。时闽州刺史陈宝应有意谋反，虞寄上书屡谏，不听。于是虞寄跑到东山下隐居起来。陈宝应听闻大怒，派人焚其屋舍。虞寄安卧不动，宁愿葬身火海，也不愿为虎添翼。纵火者深受感动，将火扑灭，各自逃亡。不久，陈宝应兵败身死。福州百姓感念虞寄风骨，将其隐居之所命名为“虞公庵”。

　　清道光九年（1829年），在福州丁忧守制的林则徐特地前往东山，瞻仰虞寄，写了这首《虞公庵怀古》长诗。他钦佩虞寄坚持正义、威武不屈的高尚品德，并以此自勉。后来，林则徐禁烟有功，反被充军伊犁。然而，这也没有改变其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。　　

　　“从知忠信真堪仗，赠子题诗又晋安。”明代学者林光与林则徐一样系出九牧林，溯其主脉则源于“晋安林”。晋太宁三年（325年），黄门侍郎林颖次子林禄，奉敇入闽留守晋安。因匡扶晋室有功，后被追赠晋安郡王，为“晋安林”始祖。其后裔在八闽衍分众多，如忠义林、阙下林、九牧林、游洋林等，可谓人才济济、忠直辈出。唐广明元年（880年），黄巢攻占长安，时任长安万年县令的林慎思领兵出战，力尽被擒，委官不受而死。唐旌其闾“儒英忠义”，诏立忠贤祠祀典，后裔称“忠义林”。清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，林旭与同试1300余名举人“发愤上书，请拒和议”，反对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。随后，积极推动维新变法运动，参与新政。光绪二十四年，“百日维新”失败，林旭、谭嗣同等六人英勇就义，史称“戊戌六君子”。晋安风骨，百世流芳。

　　晋安风范

　　宋庆元二年（1196年），福州人陈晔知汀州。任上他带头捐款、革除官占良田以资养学校，降低盐价以普惠百姓，修建义冢以掩埋遗骸。除弊兴利，政声斐然。随后，其弟陈映继任，恪守兄法，为止盗安民亲自督造房屋千幢，同时铺设路桥一百四十里完善交通，汀之八县为之振兴。而此前汀州知州陈粹也是福州人，他劝农养士，亦多所兴革。明万历《福州府志》载，民以陈晔、陈映、陈粹并称为“晋安三贤”。

　　民国3年（1914年），“译坛泰斗”林纾在京，效仿北宋司马光“耆英会”故事，组建“晋安耆年会”。与会者皆旧福州府属籍寓京的名仕，如近代著名思想家、翻译家、教育家严复，“末代帝师”陈宝琛，著名临床医学家力钧，林徽因祖父、教育家林孝恂，名贤郑孝柽、孙葆瑨，诗人陈衍、李宗言等，共16人。陈宝琛被公推为会长，林纾撰《晋安耆年会序》，严复题诗《题林畏庐晋安耆年会图》。他们都曾于教育、文化、医学、对外交流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，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　　

　　民国37年（1948年），福州城东塔头街发生火灾，然因桥窄，消防无法通过救火。于是海军耆老萨镇冰发起募款，把石桥扩建为钢筋水泥桥。同时，为纪念“晋安晚晴诗社”，他在桥柱上正式署名“晋安桥”，作诗云：“晋安七子旧蜚声，今日还增十倍名。余事作诗原有托，柴门车辙谢公卿。”后来，桥下修浚的晋安河也因此得名。作为中国近代一位卓越的传奇人物，萨镇冰扶贫济困，广造福祉，被同为福州籍的文学家冰心称为“平民省长”，也在福州民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仁义、廉洁口碑。晋安风范，薪火相传。

　　晋安风华

　　“闽自晋太康始置郡，迄今且越千年，沧海桑田不啻三变矣。”福州名宦林材《明万历考订重刊〈三山志〉序》言，“闽为东南大藩，而晋安襟带列郡。”在悠悠历史长河中，晋安即是福州，福州即是晋安。1996年，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关心支持下，原福州市郊区正式更名为晋安区。自此，“晋安”二字在为民造福的事业上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而从有福之州继承而来晋安风貌、风尚、风雅、风骨和风范，在“3820”战略工程引领下，早已融入时代血脉，成为今晋安区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财富。

　　“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，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。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，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，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，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。”

　　 福州晋安，福晋州安。千年底蕴，一脉风华。